我多年来的记忆中，北京被查只有一次慈善相关讨论影响较大，北京被查那就是2016年慈善法草案在全国两会上引发的炸锅式讨论，问题聚焦于管理费比例，彼时的小组讨论会议现场，是在委员们对管理费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且现场缺乏行业人士回应，这也映射出慈善行业较为边缘的尴尬。

吕红兵委员的完善遗产捐赠制度建议，市交慈善法修订草案中有所关涉，市交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至今，慈善事业即将凸显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未来很近时期，或将会有相关政策和制度的突破。当然，通委建言也要讲策略。

尽管如此，原副社会组织参与两会慈善类建言依然有鲜明的价值。增强政治素养，主任了解政策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点，合理利用制度为政策发展贡献力量。三是委员、容军代表本身就是慈善公益机构负责人或关心关注慈善公益发展人士。

好建言有哪些特点？以前述吕红兵委员、北京被查龙墨委员的提案为例，我认为，好的建言有几个特点或亮点：一是前瞻性。机构与项目是否深度切入所涉社会议题，市交是否具备准确的数据和分析，是否能提出切实的建议，这都是制约因素。

吕案涉及法条分析，通委并带出现实中的实际问题，且有具体案例，可谓情理兼具。

善达舆情发布的《全国两会慈善类建言观察报告（2023）》，原副在调研阶段问过我一个问题：原副2021-2022全国两会慈善类建言什么变化？我的个人观测如下：一是慈善建言的数量有所增长。其次，主任与代表、主任委员联动不够，有的仅靠私人关系，这与社会组织自身的资源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并没有有意识地行动，主动与代表、委员建立联系，通过长期联动实现目标。

龙案引述相关数据论证，容军直指问题要害，并陈述利弊，逻辑清晰。首先是不了解两会的运作机制，北京被查有的机构甚至提案议案建议的区别都搞不清，代表委员甚至写错。

对于想通过两会进行政策倡导的社会组织，市交我建议：市交首先，抓住领域或议题的核心问题，有计划、有规划、分步骤地进行，尽量提出可行性具体建议，不要期望通过一次建言解决某个社会问题，须知，即便在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政策迭代也非一蹴而就。实话讲，通委慈善类建言对公共政策、社会舆论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尚未形成整体性的氛围与气候。

(责任编辑：沙田区)